西南政法大学被称为政法界的“黄埔军校”。值得注意的是，周强就读西政期间，正是西南政法大学的黄金时期。特别周强入学那年的78级学生，产生了一批在商界、政界以及法学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其中包括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熊选国等。这批优秀的学生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引人关注，被媒体称为“西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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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出身的专家型官员周强出任最高法院长，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无疑是一件幸事。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频繁时间节点。推进法治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同时，对于法治的希冀与对改革的希冀一样，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所以选择一位具有法治思想、专业背景的官员出任高法院长一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面临这样一个快速变化时候，必须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处理矛盾冲突”，在今次两会审议“两高”时周强如是说。

全国人大会议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是在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这打破了人大几十年来没有反对票的历史。1988年3月28日中午，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台湾代表团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这使得他成为在全国人代会上投反对票的第一人。此后，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投反对票、提出尖锐批评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甚至出现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时，反对票加弃权票多达1079票的高潮。

“反对票”的出现，而且有着越来越多的势头，将使得代表委员们的意见表达得更加清晰准确，这无疑是对政府未来工作的促进和鞭策。以反对票较多的政府预算案为例，2010年有362张反对票；2009年是317张票反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反对票得票率为五年来最高。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说的：“如果财政体制不改革，明年反对票还会更多。”这就是反对票的价值与意义，它能让政策与体制在不同的声音下推进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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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平衡与制衡可以说是一种古老人类群体生存策略了，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姆在其“权力平衡论”所言，它的来源不过是自我保存的本能和人生经验而已。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没有约束，权力就会膨胀，人也是一样，没有质疑与反对，就不知道检醒自己，独断专行。因此，任何英明的领导及其组成的团体都不能永远正确、永远英明，只有在制度上保障反对的声音存在，保证权力能够得以制衡，才能让整个社会沿着既定的方向走下去，而不会再发生诸如大跃进、三年灾害、“文革”等等这种毁灭性的决策灾难。

SARS已过去十年，媒体采访当年率先披露疫情的军医蒋彦永，蒋医生回忆起曾与解放军总医院领导的谈话：“……我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但你们就不会去向上级反映，因为你们还在位，不敢说真话；但张立平和王部长等人，他们已退休了，他们就能说真话”。

有朋友不满：“退休了讲真话，讲了和没讲一个样。在位时不讲真话，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算盘打得太精了！”个人以为，退休后直言不讳、针砭时弊，显出谔谔之气，也算难得，也很可贵。只希望通往真善美的道路上，不再是道险路远，不再有暗枪冷箭。让在位的、退休的都能直来直去讲真话，以传递更多正效应、正能量！

关于真话南方周末笑蜀在2010年的一篇评论中有过精辟见解：

……这凸显了另类“59岁”现象。即只有快到退休年龄的官员才敢放胆直言，离退休还早、仕途看好的官员，则如牟新生所称，尽管多数想说真话，“但不敢说、没办法说。”

纵然位高权重，面对真话屏蔽仍不免是弱者。真话屏蔽之严密，之强大，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内需一直不振，产业转型和升级为什么一直步履维艰。

真话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讲，真话就是人的真实需求。如果每个人的嘴上都放了一个哨兵，那样的国度必定是一个真实需求不受待见，即一个需求抑制型国度。

由于袁世凯在编制馆中安排了不少亲信，一切说帖都经其阅定。正是在他的掌控下，编制馆很快拿出了一个改革官制草案。

其要点就是：仿照立宪国先例，立法、行政、司法各有责任，不相统属。在国会未成立时，先在北京设立资政院，以代替立法机关；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以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预定采取三审制，将来在各省陆续设立地方及高等法院之后，所有民刑诉讼，皆归法院办理，行政官不得干涉。设立责任内阁，首领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设尚书一人，皆为国务大臣，重要行政，须经国务会议通过。裁撤军机处和原内阁，以军机大臣改国务总理大臣。此外还要裁撤吏部、礼部、翰林院、宗人府几个旧机构、合并工部、商部为农工商部，改户部为度支部，刑部改为法部，将兵部分为陆军与海军两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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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改革草案遭强烈反对

这个方案的要害，是废军机处，以责任内阁制取代之。而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自雍正朝开始，军机处就处于政治决策的核心地位。

新华社记者姚大伟2013年3月2日（周六）拍摄的一张相片显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像往常一样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他身后书橱里的书已经撤下装箱。他说，那些书将捐给他的母校南开中学。

温家宝读书多为经典之作

温家宝总理书橱里会是些什么书？他对读书的态度是怎样的？“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温家宝曾对《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说。温家宝上任以来在各类场合中反复引用的各类典籍，显示出他在阅读上兼采中西、涉猎广泛。而从《沉思录》到巴金的《随想录》，从中文典籍《尚书》到印度古籍《奥义书》，温家宝读的书多为经典之作。根据媒体报道，温家宝总理的书橱里应还有《道德情操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诗经》或唐代司空图的诗论《诗品》、《后汉书》、《资治通鉴》一本关于林肯的传记。

在《浩荡两千年》一书看来，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

在吴晓波看来，商鞅的强国之术，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他对知识分子也很仇视，《战国策》还记载，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要“焚书”，虽然不知有没有执行，不过一百多年之后，他的思想继承者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和“富民”也似乎是对立的。他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所有组织变革举措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君主权力，以此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让秦国在外战中占据优势，凌驾于东方诸国之上。这种带有强烈反智、愚民、好战倾向的激进国家主义的强力施行，虽然促使了秦国的强大，但也必然侵害着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极端的功利主义，的确快速奠定了秦国国力的强盛，但也同时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通过愚民政策和赏罚分明的措施，商鞅暂时取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是，他在国都南门放了一根木头，谁搬到北门，就赏给五十金。最后如期兑现。这说明了商鞅变法的说一不二，但也从侧面印证，百姓对变法只是盲从，并未真正理解。如此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能兑现，那么还有什么法令不该遵从？商鞅的愚民政策有了起效，而鼓励农业生产、军功封爵等实质措施的确得到了底层百姓的拥戴。

但极为残酷的什伍连坐制度和告奸制度被写入法令，让百姓极为惶恐不安。什伍连坐制人神共愤：邻居犯了罪，你必须揭发告官，不然一旦查出，相邻十家全部入罪坐牢。本来只是血脉上的纵向连坐被发展成地缘上的横向株连，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而告奸制度也非常残酷，不遵循便处以腰斩，逼迫大家相互揭发，人人都成密探，抛弃亲友，不顾情义，人人自危。

底层百姓虽然能在军功封爵制和鼓励农耕生产中得到切实好处，但商鞅制订的轻罪重罚制度也能转瞬让这得到的一切化为乌有———好不容易种地丰收了，打仗斩敌首升官了，可是法令中却有无穷的陷阱等待着你，即便再小心翼翼，也在劫难逃。在商鞅层层密布的法网条规的罗织下，底层人民很难发自内心拥戴他。

而变法在原有勋贵阶层引起的反弹更为强烈。第一次变法中最不能被他们接受的是军功封爵制———即使是秦朝的宗室，如果没有临阵杀敌，没有斩首立功，那么也不能加官晋爵。敌人的首级成了换取仕途升迁唯一的筹码。这单一的军功晋升制度，彻底毁掉了这些旧有高管的希望。

在北宋公司中，董事长神宗和操盘手王安石之间的互动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王安石在组织变革中拒绝权变与变通，最终导致神宗心生厌意，公司组织变革从最上层处断裂，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而综观王安石操盘公司组织变革的全过程，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等方面皆有欠缺，所谓“识 、用、变、容”四误，直接为公司组织变革失败悲剧买单。

拒绝权变变通，平衡一再打破，董事长心生厌意且战且退

变革伊始，神宗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曾任宰相、后出制大名府的韩琦上疏抨击青苗法，称贫下户请借官钱甚易，纳还却难，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庄稼歉收的话，“官本渐有失陷”，也就是说借出去的官钱很难回来，对国家财政会造成很大影响。应该说，“官本渐有失陷”的情况肯定是神宗不愿意看到的，而韩琦外放之后依旧关心国事的举动也令他感动，神宗便对朝中大臣说了这样一句话：“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王安石由是称病不出，并且提出辞职。王安石不去上班的头一天还在朝堂上对神宗大声嚷嚷：“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随后拂袖而去。王安石请退之时，执政大臣曾公亮、陈升之以及司马光接连向神宗进言，请罢青苗法。

应该说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博弈。众多执政大臣请罢青苗法给董事长神宗造成极大压力，而操盘手王安石自己不出面解释，不进行危机公关，而是当众拂袖而去，令神宗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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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相复相反复、执拗依旧，关系恶化直至分道扬镳

但“拗相公”王安石罢相复相，执拗依旧。在用人方面，王安石和神宗之间的冲突开始显露。

神宗想起用时任权三司使的翰林学士沈括到兵部任职，王安石却认为沈括是“壬人”（奸佞之人），在河北工作时曾反对推行新法，最终阻止其上位。另外神宗想让判永兴军的前参知政事张方平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王安石也以此人反对变革为由予以阻止。与此同时，王安石强行重用吕嘉问等神宗并不认可的新人，使得君臣二人的关系开始走向貌合神离。

原载南方都市报3月29日经济版。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北宋公司组织的危机却越发严重。辽、西夏和吐蕃三国没有按惯例派人来朝贺宋新主即位。公司又到了组织变革的紧要关头，不变就难以为继了。诚如神宗刚即位两个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疏所言，如果仍旧遵常守故，将来一旦出现凶年饥馑及寇戎（战争）的话，就难以挽救。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自熙宁三年至七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公司组织变革者陆续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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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公司组织变革，无一不触动既有利益集团，对变革操盘手的考验尤为艰巨。

拒绝权变变通，将异见者逼成反对派

在王安石变法团队的外围，有一个本可以为其所用的智囊团，像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以及苏轼兄弟等，但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些人却纷纷与其反目，走到了组织变革的对立面。

观察王安石与上述人等的交锋史，或许不能说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只能说王安石由于使命和个性使然，拒绝权变与变通，在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这才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原载南方都市报4月10日经济版

3月17日：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

3月18日：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

3月18日：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救治站宣布事主不治

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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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

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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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肌肉，到处都是一砣一砣的血块”4月3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孙志刚尸体，孙志刚的两个叔叔孙兵武和孙海松在现场目睹了解剖过程。“惨不忍睹！”孙兵武说，“尸体上没穿衣服，所以伤很明显。”

孙兵武说，他看到孙志刚双肩各有两个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黑印，每个膝盖上，也有五六个这样的黑印，这些黑印就像是“滴到白墙上的黑油漆那样明显”。孙兵武说，他当时听到一名参加尸体解剖的人说“这肯定是火烫的”。

孙兵武说，他看到在孙志刚的左肋部，有一团拳头大小的红肿，背部的伤甚至把负责尸检的医生“吓了一跳”，“从肩到臀部，全是暗红色，还有很多条长条状伤痕。”医生从背部切下第一刀，随着手术刀划动，一条黑线显现出来，切下第二刀的时候，显现出一砣砣的黑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