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事
反对票：推动政治制衡与多元化
全国人大会议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是在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这打破了人大几十年来没有反对票的历史。1988年3月28日中午，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台湾代表团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这使得他成为在全国人代会上投反对票的第一人。此后，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投反对票、提出尖锐批评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甚至出现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时，反对票加弃权票多达1079票的高潮。
“反对票”的出现，而且有着越来越多的势头，将使得代表委员们的意见表达得更加清晰准确，这无疑是对政府未来工作的促进和鞭策。以反对票较多的政府预算案为例，2010年有362张反对票；2009年是317张票反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反对票得票率为五年来最高。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说的：“如果财政体制不改革，明年反对票还会更多。”这就是反对票的价值与意义，它能让政策与体制在不同的声音下推进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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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平衡与制衡可以说是一种古老人类群体生存策略了，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姆在其“权力平衡论”所言，它的来源不过是自我保存的本能和人生经验而已。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没有约束，权力就会膨胀，人也是一样，没有质疑与反对，就不知道检醒自己，独断专行。因此，任何英明的领导及其组成的团体都不能永远正确、永远英明，只有在制度上保障反对的声音存在，保证权力能够得以制衡，才能让整个社会沿着既定的方向走下去，而不会再发生诸如大跃进、三年灾害、“文革”等等这种毁灭性的决策灾难。
退休后的真话
SARS已过去十年，媒体采访当年率先披露疫情的军医蒋彦永，蒋医生回忆起曾与解放军总医院领导的谈话：“……我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但你们就不会去向上级反映，因为你们还在位，不敢说真话；但张立平和王部长等人，他们已退休了，他们就能说真话”。
有朋友不满：“退休了讲真话，讲了和没讲一个样。在位时不讲真话，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算盘打得太精了！”个人以为，退休后直言不讳、针砭时弊，显出谔谔之气，也算难得，也很可贵。只希望通往真善美的道路上，不再是道险路远，不再有暗枪冷箭。让在位的、退休的都能直来直去讲真话，以传递更多正效应、正能量！
关于真话南方周末笑蜀在2010年的一篇评论中有过精辟见解：
……这凸显了另类“59岁”现象。即只有快到退休年龄的官员才敢放胆直言，离退休还早、仕途看好的官员，则如牟新生所称，尽管多数想说真话，“但不敢说、没办法说。”
纵然位高权重，面对真话屏蔽仍不免是弱者。真话屏蔽之严密，之强大，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内需一直不振，产业转型和升级为什么一直步履维艰。
真话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讲，真话就是人的真实需求。如果每个人的嘴上都放了一个哨兵，那样的国度必定是一个真实需求不受待见，即一个需求抑制型国度。
朱镕基曾描述改革阻力：没一位部长愿主动放权
又逢政府换届之年。此次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备受瞩目。记者采访中，专家普遍认为，改革以“微调”为主，稳步推进。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曾如此评价机构改革。1982年至今历经31年，这场改革仍在延续。
“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他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竹立家说，部门利益博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机构改革会留有遗憾，形成“精简-反弹-再精简-再反弹”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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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82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但由于这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到1988年，国家部委、直属机构又升至71个。
而部委不愿放权、削权的另一个后果，导致部级事业单位伴随机构改革如雨后春笋般产生。“每次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成了行政改革的分流渠道，国家部委一些直属局，直接改成了直属事业单位。”汪玉凯说。
解放军新年“攻坚战”：禁酒
自从2012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下发全军，要求在接待工作中不安排宴请、不喝酒。“禁酒令”印发之际，正是岁末年初部队评比考核、检查调研、走访慰问活动密集之时，然而向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解放军，立即“令行禁止”。
元旦前，李军华局里的一名士兵要复员返乡，全局干部为欢送他在招待所聚餐。领导做开场白时说：“这次就当年终聚餐，元旦和春节就一锅烩了”。中央军委文件当时刚刚下发传达，但依循老规矩，李军华还是从办公室带了一箱牛栏山二锅头，每瓶价值两百块。“总共七八个人，每人喝了五六两吧。”在李军华看来，吃得真不算奢侈，“最后剩了一些菜，领导还打包带走了”。
春节前，总部下发了要求更为具体和严格的禁酒令，李军华发现“气氛立刻就变了”。在随后例行的招待老干部聚餐时，局领导就干脆没让老领导们喝酒，全都喝姜汁可乐，“也没有对老首长多解释，他们天天看新闻，明白是怎么回事。”
自从有了禁酒令，一切都变了：开会能不吃饭就不吃，直接打发专家回家；实在过了饭点就订快餐，可选的就几家：麦当劳、肯德基，或者吉野家。这让搞会务的人省心不少，陈新在吉野家订餐就选三种饭：牛肉饭、鸡肉饭或者双拼饭，“不订麻婆豆腐或者鱼肉饭，太怪，一些人可能忌口”。
除了每人订一盒饭，往往还配有沙拉和紫菜蛋汤，“每人四五十块钱绝对打得住”。开完会，把盒饭往专家手里一发，他们提着就走了。陈新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以前部队哪好意思这么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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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都在酒里”，这是和平时期，军营酒桌上经常流传的一句话，正如富商打高尔夫联络感情一样。
梁庆典是来自地方院校的国防生，在校园时，他就耳闻军队酒文化盛行。当时，他对军队酒文化的理解是，“没有酒就没有战友情谊，不能喝酒就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为了及早适应军营生活，从大一时，梁庆典就经常到学校门口的便利店，花上两三块钱购买小瓶装的“二锅头”，再配上些油炸花生米和新鲜黄瓜做下酒菜，与国防生同学一起“炼酒胆”。
喝酒既容易误事也损害身体，军中多数人其实都明白，“但老战友来了，领导来了，你喝不喝？”广州军区纪委一名干事说，禁酒令推行之难，“在于酒承载的是一种人脉关系，也带有一种历史惯性，不喝好像代表不热情。”
冷兵器作战时，喝酒可以给士兵壮胆，然而当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作战时代，“战争的胜负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敢和士气，要依靠先进的陆海空武器装备，以及整个国家工业体系支撑。”国防大学军事法学专家钱寿根教授认为，禁酒令对于提升部队战斗力，改变军人社会形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十八届二中全会公报 国家机构领导人选建议名单通过
为期三天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月28日闭幕并通过会议公报。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会议还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李克强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全会建议国务院将这个方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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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强调，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突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回避，不能文过饰非，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