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这首《石头城》，让南京有了“石头城”的别称，绿石环境行动网络中的“绿石”二字便是取“绿色石头城”之意。绿石由一个南京本地高校环保社团发起的联合组织，经过14年发展，现在已成为一家立足南京面向江苏的民间环保机构。
在2010年资金最困难的时候，绿石也曾在发展方向有过徘徊。当时李春华与其他成员产生分歧，她的个人兴趣是做培训，其他成员则认为绿石要做一个在地机构。最后，同伴是这样说服她的：“如果有一个专业性强资源多的机构，绿石很容易就会被取代。但做一个在地机构，随着地方的人和环境变迁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一棵树一样，根是越扎越深的，生命力会越来越旺盛。” [详细]

广州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的办公场所在广州市聚龙阁写字楼一间不到100平米的办公室里，它是一家支持大学生环保行为的公益组织，同时是广州市第一家在民政局注册的环保社会团体。
下午两点，简单的午饭过后，社联部部长袁淑文又回到繁忙的工作中。今年是袁淑文全职从事绿点工作的第二年，虽然名片上印着部长的职位，但在这个目前只有四位全职员工的团队里，大家只是“简单分工、无事不做”。
手头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袁淑文拿着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从办公间出来，在工作室大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成长，谈环保。 [详细]

眼前这栋早已废弃三年的校舍，由三层教学楼和两层宿舍楼组成，是山里唯一的小学，陈章妹曾经每天花费四个小时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2014年5月17日，在县城高中读高一的陈章妹今年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清远白湾村北安新会希望小学。这也是她第二次以凤凰城爱心公社受助者和志愿者的双重身份回到这里。
这是爱心公社坚持清远助学的第六年。
这天下午，刚下过雨，不远处的山仍是云雾缭绕。陈章妹站在白湾小学的升旗台上，升起了印有“Wish-为斯助学”大字的白色旗帜。升旗台前，孩子们正和志愿者一起用手语唱起了《感恩的心》。 [详细]

“服务老人的关键是人，你把人弄好了，他们才有精神去服务老人”。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张乐川在接受采访时却反复强调了两次。
张乐川，成都高新区益多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益多公益”）理事兼主任，她口中的“他们”指的是护理人员。
为了避免护理人员选择性照顾老人、虐待老人等现象的发生，益多公益成立了专门为失能老人服务的企业品牌——花甲年华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花甲年华”）。自成立起，该中心就着重加强护理人员队伍的建设。 [详细]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我让这个草根公益组织生存下来，并且有连续的项目在做。”谈到成就感时，王潇没有列举奖项，而是强调了“生存”和“延续”。
作为执行主任，王潇的主要工作是筹集资金以保证项目持续运行。她坦率地说，目前的行政经费只能支撑到今年9月。8月份或9月份还申请不到新项目的话，就有可能发不出工资。
为了获得资金支持，绿根一直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申请项目资金，做项目的费用里有一笔支撑费用，可以支撑机构的行政开支，二是争取机构支持，但这类申请非常难。目前绿根申请了一两个都没有成功，现在正在申请下一个，还没到绝望的地步。
“我们的心态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王潇说，“很多草根组织的生存状态跟我们一样的。”
正如震后志愿者和NGO井喷式地涌入四川，灾后基金会的支持和志愿者人数也减少得很快。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在2009年的“5•12论坛”上说到，2009年的灾后民间NGO数量不到50家。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也说：“偌大中国，760亿捐款，只有50来家NGO在苦苦支撑，这些捐款没有到达这些机构的渠道，因为所有公募基金会的背后都是政府，民间捐赠的资源不能流向这些公益服务机构，资源的链条是断裂的。”
“绿根作为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机构，不能公开募集资金的”，王潇说，“我们通过和基金会合作或投标拿到项目资金，但能够一直持续合作下去的基金会也不多，因为有些基金会灾后重建只做到第三年就停止招标了。”
灾后重建一开始是王潇申请项目的招牌，可议题的热度过去后就很难发挥作用。“虽然大家心里都清楚，灾后重建需要9到12年，但基金会会觉得你再说这些很老套，所以要有新鲜的议题，这样才能找到资源。”王潇说。
“拿到资源，所有人可能都会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因为生存太艰难了。”王潇说“难”字时加重了声音。“有些基金会的策略会改变，转向农民工、留守儿童、妇女之类的。你没办法在他面前谈灾后重建需要9到12年，所以我们也需要转变策略，包装自己的申请，符合对方的策略。”
向基金会申请项目，是王潇筹集资金最多的方式。当然她也在尝试其他方式，如社会企业的项目、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但每一条路都很难，基金会申请虽然驾轻就熟，但比买彩票的概率还低。” [详细]

2010年5月，李元组建了“阿布低碳创意设计工作室”，带着保护环境、低碳生活等公益理念与想法，正式踏入公益领域。在这之前，她做过很多人都想过但未必实行的一件事：环游世界。2003年到2004年间，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策划了“云南青年世界行”活动，到芬兰、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瑞士、罗马等国进行自行车骑行活动。无论是环游世界的梦想，还是关于公益的种种念头，李元似乎从来都不满足于“只是想想”的程度。“心里有想法，就会去做。”李元的自我描述，被她的行动完美诠释。
公益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美国公益创新网站采访李元与她的“阿布工作室”后，撰写了题为“The Jeans Story： A Crusade for Environment”的报道。报道中，“Crusade”这个单词与其翻译成“运动”，不如译作“圣战”更能体现“公益”、“NGO”到底意味着什么。圣战，上帝赋予其正当性与神圣性。公益是一场圣战，一场可能永远无法享受战果的长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非营利评论》中提到，在中国，超过半数的环保NGO面临着资金短缺、志愿者不足和知名度低等问题。不仅因为公众向NGO捐赠的数量很少，机构获得国内企业和个人捐赠的比例也非常低，有些NGO自身也面临着管理困难。
直到2013年1月，李元才终于停止对自己的公益项目注入资金，这意味着一直都赤字的“阿布低碳创意设计工作室”迎来收支平衡的曙光。投身公益的这些年，李元也说不清楚她投入了多少。2013年3月，“阿布低碳创意设计工作室”获腾讯-BC微爱奖，奖金同样投入运营。
“当初父母为什么会答应让你做公益活动？”
“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很让人骄傲很上进的孩子吧。我有很多特立独行的想法，他们都看着我实现了。”
当初与李元一起组建“阿布”的人，后来加入项目的人，很多已经中途离开了。谈到这一点，李元思考了一会说：“我觉得他们可能认为公益不能当作本职工作吧。”但问及对加入工作室的成员的期待时，李元却很强调，希望他们可以专职于公益工作：“我期望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 [详细]

目前，公益领域存在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职位不多、粥多僧少，另一方面很多机构感叹不容易招到合适的人才，难以留住人才。爱达迅社工中心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资金待遇、提升空间等问题，招人确实不容易。”毛磊认为人才流失差不多都基于资金因素。
招人时，爱达迅社工中心比较看重应聘者的个人素质，有工作经验的会优先录用。此外，由于爱达迅社工中心全权管理AEA教育基金在中国的项目，所以对英语的要求比较高。应聘者经过考察，还会安排一些专业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专业水平。
像爱达迅社工中心这样的组织，会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到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当志愿者的工作质量不尽人意时，项目管理者怎么在保护热情的同时指出错误？这考验着项目管理人员的水平。毛磊说：“我个人的做法是就事论事，委婉地告诉他错在哪里，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爱达迅社工中心组织内部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标准，这主要得益于法国AEA教育基金会。作为合作伙伴，爱达迅社工中心延续了AEA教育基金的规范，按照国际组织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特别在财务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和人才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使爱达迅社工中心的工作更加制度化和专业化。
2013年3月13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记者会上透露，未来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将加大加快，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已是破冰在望。
“我们也是沾了政策的光才能顺利注册。政策改革是大势所趋，肯定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毛磊告诉我们，过去政府对社会组织管得比较多，把注册“门槛”定得很高，实行“双重管理”，社会组织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政策“门槛”下调，NGO组织会相应增多。毛磊认为，这对整个行业起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竞争。“有竞争才能大浪淘沙嘛，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
“没有社会运动的基因，很难谈NGO如何组织社会。”毛磊曾在微博上这样写。在中国，NGO组织除了服务社会的功能外，另一个目标应该是组织社会，而这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他还说到：“一个完整的行业生态应该包括服务社会和组织社会两大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来争取权利，进而促进政策的改善。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