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开栏语)

整理旧照片时，我惊讶地发现，年轻，竟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时光如剑，将回忆斩成碎片，那曾经鲜活、美丽的过往，渐渐隐入岁月最幽深处，日久年深无法探问，最终被彻底遗忘。

君不见，豪华壮阔的高尔夫球场，已经侵占了儿时玩弹球、跳皮筋的小院；满衣柜的羊绒真丝纯麻，已经掩埋了那件压在箱底一直舍不得穿的条绒裤子；电影院里甜滋滋的美式焦糖小米花，已经替代了那“嘭嘭”作响的破旧爆米花机里蹦出来的粗大米花。

白云苍狗，有多少温暖被时间冷淡？有多少纯真被弃之脑后？有太多次，我们不敢面对镜中的自己，因为我们不敢确定这个被山珍海味浸泡得脑满肠肥、面目模糊的人，是否就是当年那个没有肉吃、却整天精力旺盛、活得兴致勃勃的孩子？

这些藏进记忆最深处的碎片，被我一一拾起，擦去尘埃，重新镶嵌，做成一张光阴的拼图。只希望在每个慵懒的午后、每个无眠的夏夜、每个忙碌的间隙，你能够静心坐下，独自徜徉在这个时光的隧道里，在片片拼图上认出那个当年的自己，那个穿着补丁裤、戴着红领巾的小豁牙子，他曾经笑得那么灿烂。

天安门留影

我此生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有四句歌词，名字还占了一句，朗朗上口，反复咏唱。小时候，我最敬仰的人是毛主席，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

那时候交通不便，也不可能有旅游这种事。普通人要想去北京，除了偶然的寻亲访友，就只有工作出差的机会。大多数中国人几乎一生也没有去过北京。但一有机会踏上北京的土地，千方百计、排除万难也要去天安门前照一张相。那时候谁家也没有几张照片，家庭成员的所有相片基本就镶在大大小小的镜框里，挂在墙上。而很多家的镜框里，都有一张在天安门前的留影。这不仅是一种时尚，也代表某种殊荣——我们家曾有人离毛主席这样近。

天安门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敬爱的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它是全中国老百姓朝思暮想的精神家园，是所有中国人一生的朝圣之地。对于出远门来说，每个中国人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北京，去北京最大的目的就是去看看天安门。几年前我去西藏，看到许多藏人不惜变卖家产凑足旅费，用一年或几年的时间，一步一跪的来到拉萨大昭寺门前，只为进寺庙磕一个长头，往酥油灯里添一注酥油。在大昭寺广场经幡缭绕的喧嚣中，他们肃穆而安详，自豪和骄傲，不由得让我想起若干年前在天安门前留影的人们。

我跟自行车的恩怨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有一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这是全家最值钱的物品，不亚于现在家庭里的宝马汽车。每周日爸爸都骑上“宝马”带我去兜风。那时候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大人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基本不带孩子出去游玩，所以每周日的兜风让全院孩子羡慕得眼睛发红。

后来爸爸去了五七干校，每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没时间也没心思带我去兜风了。院子里的孩子看着不再趾高气扬的我，都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快乐。郁闷的我走到院子里，一眼看到高大沉默的自行车，气不打一处来，我跑到自行车跟前怒吼：“你这个破车！”同时抬脚踹向它。自行车被我一踹失去了平衡，向我倒了下来。二十八吋的加重自行车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庞然大物，我吓傻了，忘记了躲避，自行车直挺挺向我砸过来。因为我站在自行车侧面中间位置，正好是大梁的下面，奇迹发生了：自行车倒下来的时候，我下意识一缩脖，大梁擦过我的头皮，我正好被圈在大梁和斜梁构成的三角区里。除了头皮被大梁擦得生疼外，我没有受伤。但我受了巨大的惊吓，摸着脑袋，站在自行车三根梁构成的三角区里哇哇大哭！

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跟自行车较量了，没有大人陪伴，绝不敢靠近这个钢铁怪侠半步。

童星梦

我小时候有过一次出名的机会，但只是因为我太馋，跟机遇失之交臂。

那年市防疫站要拍一组宣传夏季饮食卫生的照片做成宣传画，需要一个孩子做模特。妈妈带我去见了摄影师，摄影师一眼就看中了白胖、憨厚的我，让我做了几个表情，他都很满意，于是带我走进拍摄的房间。我一进拍摄房间眼睛立刻直了——桌子上堆满了水果，苹果、鸭梨、杏子，还有昂贵的香蕉！那时候水果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只有电影里的资本家和女特务桌子上才会摆满娇艳欲滴的果盘，我家平常除了两分钱一斤的西瓜外，一年也吃不上几次水果。我撕下了憨厚的面纱，露出一脸馋相。摄影师反复启发我托腮、微笑、歪头，他累得一头大汗，我却置若罔闻，只知道直勾勾盯着那一堆水果，看都不看他一眼。

无奈之下，他将妈妈叫进来开导我，妈妈进来一看，就知道了问题所在，她把我拉出房间小声哄我：要是将照片拍好，就能吃一只香蕉。我领会错了她的意思，当第二次进入那个堆满水果的房间时，我直接要求吃香蕉，摄影师说不行，我满腔压抑终于爆发，大哭起来。拍摄只能取消，换上了另一个替补的小男孩。

宣传画最终印刷出来，贴满了大街小巷，妈妈和我每次看到宣传画里笑容灿烂的小男孩，她都恨铁不成钢地狠瞪我一眼。

两条大辫子

建国以后，中国女人的美丽长时间被两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左右，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破四旧”时很多辫子被剪掉，红卫兵时还以短发为美，但民间审美里的漂亮女人一直都有两条大辫子，女孩子仍旧以留辫子为美。那时候说起美女，人们经常一脸羡慕地说：啧啧，那两条大辫子啊！

那时候说的大辫子必须是齐腰长，或者垂到臀部的，短至肩背的辫子不叫大辫子。留着大辫子的女人走起路来，随着腰肢和臀部的摆动，辫子荡漾其间，给女人灵秀的曲线添加一种动感，偶尔将辫梢一甩回眸一笑，那种俏皮和风情更让人目眩神迷。

我认为“两条大辫子”的审美取向，比时下流行的“白富美”的审美取向要科学、健康。“白”是不能风吹日晒，再加上精心化妆弄出来的；“富”则意味着出入有车、四体不勤；而有了“富”，“美”也就是美容整形医院的一道小菜而已。但“两条大辫子”则涵盖了健康、美丽和勤快诸多因素，肾气主毛发，一个身体不好的人很难拥有乌黑发亮的头发，这就是自然和健康的标志。而在那个没有洗发水、护发素的年代，长头发每一次洗头都是一项繁琐的工程，每天清晨梳头编辫子，再尝试一些新鲜的编辫子方法，也是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的，所以留着大辫子的女孩子都被锻炼得心灵手巧还很勤快。

小广播的悲喜印象

小时候家家都有一个家用电器——有线小广播，这是政府配给的，以便随时聆听党中央的声音。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广播站，理论上每个广播站就像现在的地方电视台一样自己编排节目，但实际上每个广播站的节目都一样——播放社论和《东方红》《国际歌》。

小广播早晨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恢宏激昂。晚上结束曲是《国际歌》，这个太坑爹了。《国际歌》低沉、悲壮，在夜静更深的黑暗中显得非常阴森，我最早的失眠症就是从听《国际歌》开始的。那时候我跟着奶奶住，一到夜里我就想妈妈，在黑暗中听着悲怆的《国际歌》看着月光照着房梁上的蜘蛛网，我内心无比凄惶，辗转难眠。小广播白天的主要节目就是播放各大报纸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声音高亢激昂、不容置疑。当时我以为“社论”是一个人，觉得这个叫“社论”的人真能说，从早说到晚也不嫌累得慌。

小广播唯一的温馨时刻，是每个星期天早晨八点播放的文艺节目———寓言故事。冬日的星期天早晨，缩在被子里听着寓言故事，是那么慵懒又安逸的时光啊。我至今记得有一个寓言故事叫《陶罐和铁罐》，播音员撅着嘴巴学铁罐说话，瓮声瓮气学陶罐说话，非常生动，和“社论”那高亢激昂的声音完全不同。

一块肥皂洗全家

30多年前，中国家庭全家的洗涤用品就是一块肥皂，洗头、洗澡、洗衣服都是它。星期天，一家老少去澡堂子洗澡，脸盆里除了毛巾梳子，只有一块孤零零的肥皂。

现在，洗衣服有洗衣液、消毒液，洗脸有洁面膏，洗头有洗头水，洗身体还有沐浴露。每家淋浴间的架子上琳琅满目地摆满了瓶子，各种用途、各种品牌，洗澡时要细心分辨才能拿对瓶子。我老公总是分不清每一瓶的功能，经常用洗头水顺便洗了身体和脸，或者用沐浴露把头发和全身都洗了。每到他洗完的时候，我都会如临大敌地观察他，看他的脸和身体被不对的洗涤品洗完后，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事实上，他的皮肤并没有过敏，头发也一根没见少。

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了，我不禁思考一个“哲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全家只用一块肥皂就解决了所有洗涤问题，而现在连洗私处的沐浴露都面世了，产品分得越来越细，真的解决了所有问题吗？用肥皂洗脸的时代，也没见哪个姑娘把皮肤洗粗了？更没见那时候长痘痘的少男少女比现在多。也许你会说现在污染严重，空气洁净度差，对皮肤毁坏也大，那是谁造成了污染呢？是不是应该把生产这些化学洗涤剂所造成的污染也算进去呢？